“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这是此次经济“新政”提出的总体要求。几天来，国家有关部门正按照这个要求竞相开会，部署落实各自的任务。

　　12日，李克强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08年年会上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城镇治污设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程、国家十大重点节能工程、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特别是推进相关改革，抓紧理顺重要能源资源产品的价格关系，建立健全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促进清洁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由此表明，中国政府决心以重拳出击的气势来推进环境建设，解决环境问题。这对中国环境产业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多大规模的环境投资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呢？换句话说，在污染治理上投入多大的资金，才能够控制环境污染，继而改善环境质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来看，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一般在1.5％-2％左右，这是控制污染的必要条件。德国1985年污染削减和治理投资占GDP比重为1.4％，1995年两德统一后又提高到2％。日本自1990年以来，环境投资占GDP的比重在1.5％-2％之间，有些年份甚至高于2％。美国1998年污染削减和治理投资占GDP比重也高达1.6％。据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称，当国家污染削减和治理总投资占GDP比重达到1.5％-2％时，才有可能控制环境污染；当达到2％-3％时，才有可能改善环境质量。

　　反观我国，污染治理投资长期以来处于较低水平。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环保治理投资每年为25-30亿元，约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51％；到80年代末期，投资总额超过一百亿元，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0.60％左右；“九五”期末，投资总额达到1010.3亿元，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1.02％，首次突破1％；“十五”期末，投资总额达到2388亿元，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1.30％；2007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3387亿元，是1981年25亿元的135倍；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36％。

　　今后两年，我们可借拉动内需之机，将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提高到1.5％，甚至更高。那么，究竟能有多大的环境投资规模呢？假设今年GDP增长率为9％，明后两年GDP增长率为8％，并按照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1.5％来计，则2009年污染治理投资应为4406亿元，2010年投资应为4759亿元，两年合计9164亿元。

　　这表明，今后两年只有国家投资9000亿元以上，我们才能够控制住环境污染。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投入，要保证这笔环保投资得到落实，除疏通已有的投资渠道外，还必须开辟新的资金来源。

　　第一，各级政府需进一步加大环保投入。政府投入具有两个特殊作用：一是引导，通过政府的投入，创造各种条件，引导社会资金进入环保领域；二是平衡，平衡区域间的差异，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环保投资，必须关注区域差异。从中央政府看，明年如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则应加大国债资金以及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环保的投入力度，继续发挥中央财政主渠道作用。政府投资重点应从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转向城市管网建设，使有限的投资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

　　第二，督促企业加大污染治理投入。在各类治理主体中，企业的污染治理责任是相对明确的，但企业是否真正承担起治理投资的责任，则取决于政府的强制力和引导政策，必须通过足够的投入建立起政府的环境监管能力，辅之以政府资金和政策的引导作用，才能确保企业扩张时不欠环境帐。有关方面应制定优惠的信贷政策，或建立相应的环境信贷机制，使企业更加易于获得污染治理资金。政府可以通过设立奖励机制，增强企业治污的动力；也可以通过加强监管、提高排污费等手段，加大企业治污的压力。

　　第三，完善现有的污染收费机制。目前，全国尚有上百座城市没有开征污水处理费，已开征污水处理费的城市普遍存在收费标准低、征缴率低的问题。许多城市收费标准每立方米不足0.3元，不能满足需要。建议有关部门加强督促，使城市污水处理收费标准逐步达到每立方米0.8元的水平，并将此作为中央环保补助的前提条件。此外，应加快开展环境税研究，在条件成熟时，择机开征环境税和燃油税。

　　第四，加快推进环境建设的市场化进程。引入竞争机制，加快推进城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单位的改制工作，鼓励社会资金、外资参与城镇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继续推行环境公共设施的特许经营制度，通过招标确定特许经营的主体。同时，根据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低风险、长周期、大需求的投资特点，研究开发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工具，如信托基金、企业债券、市政债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