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以“落实科学发展观，构筑中国环境经济政策新体系”为主题的“绿色中国论坛”在京举行，本届论坛从政府、企业、社会三个方面来探讨环境经济政策的各个层面，寻求构建中国环境经济政策的新体系。政府官员、专家以及企业代表等就构建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环境发展战略和新体系建立过程中公众的作用等热点问题作了发言。

　　构筑环境经济政策体系需要政府各部门积极配合协调

　　国家质监总局副局长蒲长城说，科学的、完善的质量标准体系，是落实国家环保政策、促进环保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面。标准体系是生产产品一个重要的技术指标。国家质监部门将通过建立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制订科学严谨、符合中国国情的质量标准体系，建立起严格的质量监管体系，同时也为环保事业提供技术保障体系。

　　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将构筑中国环境经济政策新体系简称为“环境新政”。他说，“环境新政”包括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只有把这四个创新融为一体，共同地来支撑“环境新政”这个总框架，中国的节能减排任务才能够真正地落实到工作当中去。

　　国家税务总局地方税务司副司长曹聪充分肯定了绿色税收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积极作用，但他强调，环境治理和保护涉及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使一些优惠政策在执行中要受到其他政策因素变动的影响。因此，他认为，在出台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时，一定要在现实条件下进行收入负担和可操作性等多元目标的考量权衡，不可对其调控作用估计过高。需要采取包括法律、经济、以及行政手段在内的各种措施，多管齐下，综合整治，在必要的经济政策工具选择上，要充分利用价格、信贷、投资、税收和财政等多种手段，并注意相互政策间的配合，发挥合力。

　　企业盼望环境经济政策尽快出台

　　华能集团绿色煤电公司总经理苏文斌首先表态说，企业欢迎构筑中国环境经济政策新体系。他说，华能正在推行“绿色煤电”计划，实现燃煤机组发电过程中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各种污染物的近零排放目标。虽然“绿色煤电”能够实现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污染物的近零排放，但由于建设和运行成本远高于常规燃煤机组，污染物减排获得的收益难以弥补增加的成本，制约了其发展。经测算，仅“绿色煤电”计划的第一阶段IGCC示范电站的单位工程造价比常规燃煤机组高50％，运行成本比常规燃煤机组高35％。“如果没有环境经济政策的支持，‘绿色煤电’项目将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苏文斌表示，“绿色煤电”战略需要国家环境经济政策的支持。

　　沃尔玛中国公司公关总监董玉国和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李青也先后发言。作为跨国大企业，他们表达了一样的声音，那就是节能、降耗、减排是可以给企业带来利润的。进行清洁生产，不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他们对中国构筑环境经济政策新体系表示欢迎。

　　要发挥新体系作用，配套政策和公众参与不可或缺

　　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孙佑海做了题为《如何保证环境经济政策既管用又有可操作性》的主题发言。他认为，我国环境经济政策要实，不能只提目标。一些配套政策也很关键，包括政策之间要配套，措施要具体，配套文件要及时。为了保证环境经济政策，特别是有关宏观政策对环境有利，必须发挥综合决策的作用。

　　在发言中，孙佑海强调了公众监督的重要性。他说，执行环境经济政策的时候，一是信息要公开，便于群众监督；二是保障参与权，让人民群众到法院当陪审员，特别是一些跟环境有关的案件，要有懂得环保知识的人去参与陪审；三是保障救济权，老百姓受到了污染者的损害，要有行政复议的权利，要有行政诉讼的权利。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说，一个经济政策能够贯彻落实，并最终见效才是问题的根本。她说，要保证环境经济政策能够见效，一是要有强度，也就是要有制度建设；二是要广度，即要有公众参与；三是要有深度。从强度来讲，新体系已经设计了一个比较完美的蓝图，但是需要各个部门的配合，需要各个政策的配套。从广度上来讲，除了各个政府部门之外，还要发动媒体、专家、NGO和广大的社区居民等广泛参与。从深度来讲，就是利用中国的文化，弘扬中国和谐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宇宙观。

　　在这次论坛上，69家中国名企发起了创建绿色企业活动，发表了“企业社会责任宣言”。他们承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重环境保护，加强污染治理，坚持从源头做起，努力实现节能减排，创造优美舒适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