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火闪动，四周夜色如墨——大江边的磷厂又出事了。距此7公里的四川小城盐边，人们争先恐后地逃走。

　　“这是我一生的最后一件事。”一位古稀老人为搬走磷厂奔走。一群人大代表痛斥磷厂负责人。终于，夹在企业和公众中的县政府转变了态度，第一次以官方正式口径发出搬迁污染企业的呼吁。次年人代会上，签发此文件者高票当选为县长。

　　“磷战”胶着，直到国家环保总局西南督察组的强势介入。

　　□本报记者　徐　楠　

　　发自四川攀枝花、北京

　　这是一次漫长的谢幕。2007年10月，雅砻江边的黄磷厂终于不再喷吐黑烟。

　　76岁的罗兴全喜极而泣。为此污染顽症，这位退休职工奔走了8年。“这是我一生的最后一件事。”他的满头白发，随着话音颤抖。

　　磷难，不曾停歇

　　2007年10月4日，一个消息在盐边县城炸裂：“黄磷厂又出事了！”19：15，五号炉冷却管腐蚀破裂，造成磷泄漏。

　　盐边县安监局的公务员张建国(化名)，马上赶到与黄磷厂隔江相望的公路上，开始摄像。

　　黄磷厂所在的得石镇位于米易县境内，距盐边县城仅7公里，接近两县交界处。作为行政职能部门，张建国等想在第一时间内保留一手资料，但是只能隔着江岸、远远拍摄——尽管，他们的工作职责正是安全生产监管。

　　半个多小时的镜头里，磷火闪动，四周夜色如墨。

　　当张建国和同事们回到县里，磷雾已经罩住了小城。有人听到风声就举家而出，原本一万余人的县城里，空寂的街道上看不到一个人影、一部车。

　　当地居民何国春，马上紧闭门窗。她动作麻利、面无表情——黄磷烟雾，已经不是第一次降临。

　　2002年7月2日3：00，泥磷池挡墙垮塌，几十公斤泥磷下江后自燃。黄磷燃起冲天的烟雾，弥漫整个雅砻江河谷和盐边县城，一直蔓延到拥有110万人口的攀枝花市区。

　　数百人入院治疗，数十人昏倒急救。人们争先恐后地逃走，盐边一夜空城。黄磷厂紧邻雅砻江，而盐边自来水厂设在雅砻江里的取水口距该厂下游不足5公里。停水了。

　　南方周末曾以《攀枝花磷难》为题，报道了此次事故。当时向本报提供线索者，就是退休职工罗兴全。2002年7月11日，环保总局公布中国环境污染最严重的55家违法企业，黄磷厂是其中之一。

　　5年来，磷难没有停歇。“7·2”事故过去两个多月后，该厂一转炉爆炸，炸伤3人，燃起大火；2003年7月31日，6号炉塌料，含大量有毒有害物质的浓烟沿江而下，深夜零时还有一千多市民外逃；2004年7月16日，因气压低空气不能上升，浓烟再一次笼罩县城，数百人围堵县政府……直到2007年10月4日的泄漏事故，虽经过紧急处理，当晚还是形成烟雾一个多小时。

　　2007年10月8日，南方周末记者来到黄磷厂，亲眼目睹一支烟囱开始喷吐黑烟，逐渐凝聚成倒锥状的烟尘。20分钟内，峡谷的天空变了颜色。

　　何国春一提到黄磷厂的烟雾就说：“起了妖风一样。”

　　这就是黄磷厂——它坐落于雅砻江上游的江峡中，距离盐边县城7公里。从它脚下流过的江水，与安宁河汇合之后最终注入长江，成为下游数千公里沿江居民的生命之源。

　　被激怒的县城

　　1997年，何国春的家乡——攀枝花市下辖的盐边县，因二滩水电项目施工的需要，搬迁至桐子林镇。

　　几乎同时，黄磷厂选址于7公里外的得石镇。这家隶属于川投电冶有限公司(简称川投电冶)的工厂，于1999年8月开始投产，年产黄磷6万吨。每生产1吨黄磷，会产生7吨废渣，污染还包括每年产生的15600万立方米黄磷尾气。坊间流传的消息称：厂子落地于此，米易县给予了特别优惠政策。

　　尽管白花花的废渣在江边越堆越高，但盐边人原本并不了解近在咫尺的黄磷生产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直到2000年3月，乐山境内的大渡河上突然浮起大片死鱼，数量达500吨，白花花地漂满了200公里的江面。调查证实：起因是大渡河上游某化工厂排出的生产黄磷的废水。

　　这引起了罗兴全和更多盐边人的注意——他们透过自己家的窗户，一天天看着成排的烟囱喷吐烟尘，看着明净的峡谷云雾缭绕，亲身感受着原本为一级的空气质量，一天天下降。

　　而黄磷厂经理张铭泰成了盐边县的座上宾。一位盐边官员证实：“盐边刚搬迁过来时财政非常困难，希望黄磷厂能在盐边发展一些配套和后续加工项目，带动经济发展。那时候开人大会，每次都要请磷厂领导坐第一排。”为此，盐边县无偿划拨了60亩土地，虚位以待。

　　最后的结果是：只来了一个包装厂和一个贸易公司，还有“7·2”事故。

　　事发两天后，居民砸碎了办公室的玻璃，拦下了5车黄磷。一辆运货卡车被掀，后经证实车主是来黄磷厂拉货的客户，因此引起的赔偿诉讼，持续数年。

　　此时，在罗兴全的身边逐渐聚拢起一批民间环保志愿者，他们自费购买摄像机，轮班值守在黄磷厂周边，试图拍下证据。镜头里，废渣从一辆货车上洒落后，司机马上将其铲下河滩，尽管那些渣子还在冒烟。

　　罗兴全将各种资料随时带在身边。他们向各级人大提出提案，到攀枝花市政府门前向行人散发材料，还曾上书水利厅、上书国务院领导，并将万人联名信托人递送至国家环保总局。但得到的回答是：黄磷厂通过了省级环保评估，周边环境没有检测出超标。

　　“7·2”事故后，《攀枝花日报》曾经连续报道黄磷厂给攀枝花带来的经济效益。报道称，该厂是为解决二滩电站的富余电力问题而建的。川投集团占有二滩电站45%的股份，就近发展高耗能产业，相当于自己发电自己用。因此黄磷厂使用着二滩不经上网、直接落地的自供电，享受着每度0.15元的最低电价。

　　黄磷厂所在的川投电冶，是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川投公司)的下属企业。而川投公司则是四川省政府的主要投资主体、省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主体和重点建设项目融资主体，资产总额超过500个亿。用民间的话来说，“是省上的菜篮子”。黄磷厂在攀枝花落地数年后，时任攀枝花市委书记的秦万祥，调任川投公司，先后任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和总经理。

　　事故之后，黄磷厂经理张铭泰在电视上发表了公开道歉，承诺整改。厂方向盐边县支付了六十余万元。作为居民举家外逃的补偿，何国春7·2后从居委会主任手中领到了12.5元。此后，磷厂选址不当的问题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然而造成一人死亡、万人奔逃的“7·2”事故，最终没有直接责任人受到法律制裁。

　　盐边县人大副主任张林说：“7·2”事故以后，黄磷厂确实重视得多了。原来泥磷池修在河边上，用的普通砖，就像农村里打的小水池，一垮就下江。2002后连续两年没出污染事故，跟加大投入是分不开的。

　　但生产造成的氟化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在气压低的雨季尤其难以排开，特别容易在盐边县造成雾气。县里曾经向黄磷厂提出商议：是否能在雨季尽量减少生产？但雨季也正是电力饱和的时候，厂方要开足马力生产，这个矛盾始终无法解决。

　　2003年5月，盐边县16名人大代表和一些单位负责人，一行32人到黄磷厂会商。当天在场的一位人大代表说：张铭泰一开始态度恶劣，说黄磷厂是省办企业，牺牲盐边一点利益是正常的。会谈后来变成了愤怒的声讨：“你儿子要是在盐边，你咋看待？”四十多岁的张铭泰最后噙着眼泪一再说：“你们反映的问题我向上转达……”

　　2004年，张铭泰因经济犯罪被判无期徒刑。

　　就在那次会商后的两个月，15吨黄磷在运输过程中不慎翻入江中，盐边人又一次留下不堪回首的记忆：“江面红彤彤的一片……”

　　尴尬的县政府

　　磷难频发的数年中，盐边县和攀枝花市党委政府的领导班子几次更迭。

　　用县人大副主任张林的话来说：2002-2004年，对黄磷厂污染问题的反映以民间为主。“在攀枝花发展的大格局下”，县级政府成了“两面人”。而市政府的态度是：只要不出事故，正常生产还要保证。前任某领导曾一再强调：生产规模要从现在的年产6万吨，提升到10万吨。

　　就在“7·2”事故前三个月，川投电冶受到攀枝花市表彰，获得“九五期间完成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荣誉证书”。

　　那段时间，县委县政府每次从市里领回的指示，都是“做好工作，让群众对污染有一个理性认识”。但这样的宣传在百姓中成为笑谈，一位机关干部这样回忆“7·2”事故时时任县委书记的电视讲话：“说食品里都有黄磷添加，牙膏里也有，那意思就是可以吃呢。”一位县人大代表说：“县里那时的处境是：对上说不起话，对下说不走老百姓。”

　　搬迁新城的1997年，盐边县的财政收入下滑至1800万元。一些公务员回忆：到了“2001、2002年的样子”，才开始正常发工资，此间不得不依靠市财政的支持。

　　2005年12月，因黄磷厂位于论证中的桐子林水电站库区范围内，川投电冶董事会做出搬迁决定，自此开始与桐子林电站赔偿金额的谈判拉锯。分管环保的副县长肖方敏，在向罗兴全等民间环保人士通报这一情况时说：“事成之后，我给各位庆功！”

　　他年迈体弱的老父亲，本来就有严重的呼吸道疾病。在“7·2”事故的避祸中，是被人背着从二楼下到一楼的。

　　2005年底，以罗兴全等人为代表的民间环保人士，征集了四千人的联名，向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案至今未予立案。盐边县一位官员说：“市级法院判省属企业，现实吗？”

　　然而坚冰毕竟已经开始松动。因为与桐子林电站的建设冲突，黄磷厂的搬迁已成定局，但赔偿谈判进入艰难拉锯。盐边县希望趁此机会促成此事。2005年12月底，代理县长徐明义签发了文件，从而使盐边县对黄磷厂彻底搬迁的呼吁，第一次以官方正式口径发出。

　　次年人代会上，徐明义高票当选为县长。

　　此间，本届政府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绿色GDP、新政绩观等概念渐入人心。因松花江污染，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而四川省的主要领导也因沱江污染受到中央严厉批评，并向公众致歉。

　　在强大的GDP导向之下，一个心结历经五年，方才冲破压抑。

　　数年来的各级人大会议上，“黄磷厂问题”几乎就是盐边人大代表的中心词。“不能把它当豺狼虎豹，但它也不能拿我们当兔子。”攀枝花市唯一的全国政协委员，将这个问题带上了全国政协会议的小组讨论。

　　这也离不开民间环保者的推动——5年来，罗兴全向各级部门寄出了数不清的举报材料。2006年，盐边县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正式注册，在县城中心地带拥有了一块小小的环保宣传板。罗兴全在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言，再一次老泪纵横。

　　“钦差”之剑

　　2007年国庆前夕，罗兴全意外地接到一个电话，邀他到环保总局西南督查中心去核实投诉情况。

　　2006年9月正式筹建的西南督查中心，除了主任马宁来自北京之外，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西南本地人。罗兴全一听口音就明白了：给他打电话的，正是马宁本人。

　　10月18日，西南督查中心督查二处副处长彭维宇赶赴盐边县，厂方对10月4日的泄漏事故未予否认。彭维宇现场了解后认为：作为省属企业，磷厂的管理还是正规的，经过不断整改，排污设施也基本到位，但环境风险太大，除了江河源头的水污染隐患，厂区距离人口密集的攀枝花市区仅30公里，一旦发生磷泄漏、燃烧、爆炸的环境安全事故，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灾难性后果。

　　西南督察中心主任马宁告诉南方周末：“黄磷厂已于10月19日实施关停，西南督查中心已经正式督促四川省环保局：下达关停令。”

　　黄磷厂一役，成为西南督查中心绵延5个月的“攀枝花战役”的一部分。

　　在2007年的央视世界环境日晚会上，一段镜头展现出浓烟滚滚的攀枝花。片子结束后，主持人崔永元说：“攀枝花，多么好听的名字。攀枝花，多么脏的城市。”

　　这些来之不易的镜头，是西南督查中心人员与央视记者合作，通过明察暗访拍摄得到的。暗访人员曾经沿着排污沟徒步行走几十公里，一名记者三次被强酸灼伤，有的排放液体PH值竟然小于2。

　　这样积累下的十几盒视频资料，使被查处的违规厂家哑口无言。

　　战役结束，攀枝花市环保局7名官员受到处理，局长因行政不作为，受记过处分，分管执法的副局长被免职。另外还有10名企业干部受到处理。

　　马宁在攀枝花战役中曾对媒体表示：“攀枝花的环境问题，监管缺位不能回避。”

　　“现在地方政府面临着GDP增长的考核压力。现在能唤起一些地区特别是不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冲动的，就是经济发展，吸引投资。”“体制障碍的存在，使得环境监管的难度无形中被放大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马宁说，“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所付出的治理代价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收益，甚至可能出现无法修复的结果。一个企业欠下的环境账，可能需要几代人去还。”

　　2007年10月底，罗兴全受邀出席中华环保联合会年会，老伴与他同行。为了黄磷厂问题，七十多岁的老伴提出 离婚，这个几十年的家庭几乎走到了破裂的边缘。

　　最新一次泄漏事故发生时，正值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罗兴全在外地听说家乡的志愿者伙伴们想到黄磷厂去，马上阻止：现在不要，一切确保十七大顺利召开。

　　提及这些盐边环保人士，马宁由衷地感慨：“自始至终，具名举报，实在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