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你和一份在其他城市买到的银川地图一起空投到银川市中心人民广场附近，你一定会认为错降在另外一个城市，因为周围建筑地标、道路甚至地貌都与地图完全不符。

         这里凭空出现一条南北向的宽阔大河，它唤作艾依河，正北与它交汇的宽阔湖面地图上同样没有--西湖、陈家湖，从连接陈家湖的水道一直向东，著名地标北塔前的北塔湖，地图上一样找不到。因为人民广场就是地图上没有的，它东西两侧的6车道单行大街是没有的，附近南北向10车道的亲水大街是地图上没有的，北京路地图上有，但它早已不是地图上那条北京路。

        没错，北京的长安街是世界上最让你感觉自己渺小的大街，不过，到了宁夏，你会发现，比长安街更要你感觉渺小的，是银川的北京路。在这条8车道大街中段的人民广场附近几公里，两旁巨大宏伟的建筑物距马路有50米甚至100米远。北京路从这个城市的东端笔直地向西延伸到贺兰山下，25公里长。它最西端的两侧，是200米纵深的绿化带。

         沿着北京路这条新城的中轴线，一系列巍峨壮观的公共建筑展布开来：市府的行政中心、国际会展中心、科技馆、博物馆、图书馆，已基本竣工或进入扫尾阶段，依傍着西湖毗邻而居的党委、人大，在北京路上可遥遥看见其漂亮的屋顶。

        一句话，你抵达银川时，可能发现地图上多了一座完全没有标注的罗马（blog）城。这个全新大城的22条新主干道是2004年9月才通车的。中国各大都市能买到的银川地图，几乎都标示的是老银川城。

        在银川，我碰到的所有银川人都骄傲地提起这座城市崭新的面貌，甚至不加掩饰地说，这是自治区陈书记到宁夏后才带来的巨大变化。

        说来惭愧，虽然我知道宁夏平原是个丰饶的地方，但宁夏南部的西海固的绝对穷困给我的印象更深刻。我抵达银川的当晚，听司机说起银川新城如何漂亮，想当然以为我住的老城区市中心是新城区，因为沿街建筑，看上去至少都是1980年以后的。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到这个印象中的西北小城市，刚完工的环城高速公路就长达78.13公里。

        也许，我必须检讨自己，是否带着某种成见，不太能接受一个印象中贫穷地方的首府竟拥有如此辉煌大气的市容。

        要知道，虽然天府之地的名字更应该落在宁夏平原而非成都平原，但宁夏并不富裕，2007年其财政收入为144亿元，"大银川"宏大建设的钱从哪里来？该市2004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就达12.56亿元，其中北京路就达5.89亿元，即将完工的国际会展中心投资大约为6亿，银川大剧院投资约为4.5亿，新修的体育场馆设施，除亲水大街暂时停工的体育健身中心外，投资4亿可容纳4万人的贺兰山体育场今年3月开工。

        请银川的朋友们原谅，我震惊之余，的确不太能接受银川人对他们美丽大城的由衷骄傲，虽然他们也对某些市政工程的质量和腐败传闻有微词。因为习惯市场自发秩序逻辑的我，不太能接受政府大手笔规划和投资拉动一个地方发展的思路。

       不过，银川地区也许从来就是个政府力量成功改变一个地方根本面貌的例外。银川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富饶之地的历史，可上溯到秦始皇时期修建秦渠，而横贯市中心的唐徕渠，从武则天时代到今天，已在这片土地灌溉千年。无论我如何颂扬市场自发秩序的伟力，都必须得承认，市场的力量不可能迅速构筑起巨大的水利网，彻底改变这片土地。

        "这个事情不是由政府出面规划，他们怎么可能搬得动，银川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变成这样？个人肯定是不行的。"为我当兼职导游的出租车司机祝先生带着我到康居A区时，指着小区整齐成排的居民楼说。

         这个小区，共有1410套住房，均为尹家渠农民。如今，尹家渠是个即将从银川口语中消失的旧地名，其旧地现在是新城的市中心，土地被征用的农民被安置的康居新村，正好位于市中心附近。

          对我听这些自称失地农民者的唠叨抱怨，一直在旁等我的祝先生显然很不耐烦。他也是康居小区的居民，10年前，他在旧北京路买地建房，新城扩建时被拆迁。他是城市户籍，只有住房拆迁补偿，而这些农民，还有每亩2.6万元的耕地征用补偿，扣除社保，每亩还有2万元。尹家渠的农户大都有人均三亩的耕地，在他看，农民实在该知足了。

        60多岁的马先生现在享受市民待遇，可以每月从政府那里领到300元的补助。不过，他不认为土地被征用是个合算的买卖，他记得政府征地前几年，当时有人向他买地，出价到了8万多一亩。而他们的地被卖给土地储备中心后，后来土地储备中心卖给蓝天小区的开发商是每亩80万，清水湾是每亩60万。

           转过身去抽烟的祝先生似乎也有道理："不是政府的规划，他们的地根本就不值几个钱。"这个小区，去年一套毛坯房的月租不过200多，大多空置，今年迅速上涨到了500，而且几乎全部租了出去。尹家渠的被征地农民，每户都有面积不小的住房，马先生家以前的住房面积有700平米，政府按照一楼60％，二楼40％折算补偿给了他三套住房。马先生家的境况只是中等，有的农户，甚至分到了近一个单元的住房。

         与马先生小区毗邻的陈先生说，刚搬迁来的一两年，他家生活困难的都有些喘不过气来。当时，他家空出的一套住房租不出去，他在小区经营着一个小门面，靠两张麻将桌和几尺日用品柜台挣其他拆迁户的钱。虽然政府对拆迁户免税，但扣除店面租金，月入不过两千，看上去收入和以前差不太多，但问题是以前蔬菜粮食是自给，现在全靠市场上去买。

        "现在房子涨上去了，其实还是不合算得很，我觉得还是当农民的好。"陈先生说。因为物价同样涨得厉害，以前土地每年也能产出两万多，而且是个保障，现在大家无以生计，都能选择租个门面开店。微薄的土地补偿基本可在店面铺货上耗掉大半，手上钱握不稳的人，多打几个月麻将就能输个差不多。康居几个小区一大景观是，满街都是下棋打麻将的人。

        不过，陈先生看到了粮食蔬菜还会继续上涨，但他没有计算，在他失地的这四五年，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得更快，虽然银川周边地区农民大都拥有人均两三亩的肥沃土地，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离开土地，融入迅速扩张的银川。

        殷先生是东门外友爱7队的。2004年开始，银川突然变大几倍，导致出租车生意行情大涨，出租车牌照由十多万元迅速翻到三十万元一个，替人开出租车的司机每天向车主交纳的份钱也涨到了180元，但每月仍能挣到两千多。殷先生现在就是为车主打工的出租车司机。

        与尹家渠拆迁户的抱怨不同，殷整天盘算着政府什么时候能征了他家的地。殷的抱怨是，陈书记选择银川向西扩张而不是向东扩张，--他的家离旧城中心比尹家渠更近。

        他和周围邻居们的地大都已无法耕种，因为在城乡结合部，企业、个人的违章建筑和政府的工地，早已把灌溉农地的水源切断，而他一片靠近马路的农地，甚至已被市政部门用围墙三面围了起来。

        殷以前和邻居们靠种植大棚蔬菜为生，每户年收入两万左右。"其实，有水也不行，你算算今年这个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这么些地要两个劳动力侍弄，这和一个人到城里打工挣来的钱差不多，为啥还要种地呢？"殷说。

        殷毫不掩饰他对城市文明的向往，他说，任何人到了城里，都不愿再回农村：不再使用臭气熏天的旱厕，能住进整洁舒适的小区，孩子们能离好学校更近，公共秩序更加文明……在他看，没有任何方式比征地拆迁进入一个城市更美好。

        他计算过他将来会有多大面积的住房补偿。殷家是个总面积约400平米的小院落，被分成8个小单元，住进5户新移民，每月租金收入近三百，殷夫妇与女儿只住其中一套。殷后悔没有借钱在平房上再建一层，两年前政府冻结了这块地方的建房和住房改建扩建，以防止搭补偿便车。

        虽然城东不是银川扩张的重点方向，但这个城市已经长到了殷的村庄的东面。"现在好像已经征到了5队，我们这里该快了吧，我希望它明年就能征过来。"殷说："还是陈书记有魄力啊。"谈到土地补偿，殷犹疑了一下，"我们这里的地多好，不应该只是两万多一亩吧？听说5队谈的是三万？唉，这个事情，我们老百姓说多少都是没用的，地不都是国家的嘛，他们还不是想啥价拿走就啥价拿走，只要不太亏待我们就是了。"殷知道，每户像他这样的人成为银川新市民，就有更多的人家成为这个城市的非正式居民，就如康居小区使这个城市的市中心住满了外来新移民一样。

        银川，这个城市化进程落后南方沿海城市十余年的北方城市，正以一夜之间补回十年的速度吸纳周边的人口——谁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金羊网讯  文/黄章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