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旷的玉门油田生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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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泉是一座双城。

        南边是国有企业中石油玉门油田的家属区，3万人左右，拥有整齐划一的街道和绿树掩映的小区，渐渐地，油田上的年轻人也会搬到这个城市，开始崭新的生活。他们会坐着带GPS的奔驰大轿车往返于工作区和生活区。

         北边是一座超过十万人的旧城——酒泉市肃州区，以鼓楼为中心，街道纵横，略显拥挤，有点陈旧。

        在酒泉，如果你站在南城，你会以为你在东南沿海的某个城市；如果你在北城，那他一定是一个西北的城市，干净、安静，但看起来并不富裕。

         他们本是两座城市的人。代雪对儿时酒泉的印象，就是走在街上，鞋子一会就脏，到处都是土路。她来自玉门市，比起酒泉的古旧，玉门因为石油而兴起，一切井井有条。

        进入90年代后，玉门油田的产量降到了每年35万吨，人们看到了油田的日益枯竭，开始思考今后的生活，一部分人被征调去了别的油田，而留下来的人则选择了搬迁，那一年是2001年。

        老张是一位补鞋工，他和他的妻子一直逐油田而居。他在玉门买了房子，花了6万元，购房款来自他在上海打工的孩子和自己的补鞋所得，以及微薄的退休金。2002年左右，他突然得知不仅油田生活基地要迁到酒泉，原先依附油田的玉门市也要搬到玉门镇。老玉门市一下子静止了下来，在全国各地四处可见大吊车的年头，玉门停止了一切建设，开始拆解和搬迁，先是房子，后来是一段段的暖气管道。

        老张的房子从6万块钱突然缩水到6000块钱都没有人要，“原来我们买的是房子，现在要卖只能卖砖头。”老张对我说。看着玉门市逐渐死去，他拖着自己的妻子，在酒泉郊区每月100多元租了一间平房，在油田生活区的外围继续他的补鞋生意。今年他66岁，看起来却像一只离家的候鸟，每天坐在酒泉新城空旷的街道上。

        和他一起来到这座城市的还有老玉门市的烤肉摊主、理发师，以及许多附着于油田的人。当然，真正的主人仍然是油田的职工以及他们的家属。

        油田选中了酒泉，开始花巨资在城市的南边复制他们的城市，克隆了住宅、办公大楼、医院和学校。突然出现的国有垄断企业家属区让这个城市的居民开始争论城市的得失。从很多迹象看，这又是一次机遇，一次契机，甚至有人断言，玉门人的到来让这座城市开始看起来像座城市了。但具体到日常的生活，人们发现，身边的每一样东西都在涨价。

       王中平卖的韭菜一斤需要4块钱。他是生活区附近的农民，哥哥的土地被征用来建生活区，但补偿款给得并不让人满意，哥哥正捏着手里的钱不知道自己能干点什么。而王中平运气不错，有一块可以种菜的土地，能卖出比市区菜市场更高的价格，因为所有酒泉的商人都知道，油田上的人有钱。

        代雪说，也没想，就来了。她是油田人的家属，这里是新家，他们生活在家属区里，很少到北城去，一切都像原来一样。他们偶尔也会感觉到生活的不便，因为周围的配套还不齐全。

        对于一个许多人月收入只有几百块钱的城市来说，关于油田人富裕的传说传播得很快。一个普遍获得认可的说法是，油田人两个月的工资等于本地人一年的收入。在2004年开始的搬迁中，这个城市的商贩们仿佛迎来了一次疯狂的淘金机会。

        陆天时是油田的职工，2005年刚刚搬到酒泉的时候，他穿着油田的工作服去买桌子，老板开价800块钱，等到一周后他穿着普通的衣服再去，并极力掩饰他不同于当地人的口音时，价格迅速降到了400元。

        陆天时说，收入高也有收入高的难处。他每个周末从油田上下来，由于夫人是玉门市政府的，而孩子则需要在酒泉上学，所以一家三口人很少能聚在一起。他们给孩子每月500元的零花钱，给他请家教，但是孩子仍然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各种吧上——网吧、酒吧……

        他的孩子站在他身边，一个胖乎乎的初中生，脸上挂着一道疤，全身的耐克运动服。他的父亲说，伤疤是因为跟人打群架留下的。油田的搬迁，造成了许多家庭的离散，而下一代的教育成为这些油田人的忧虑。

        但对于当地人来说，玉门人仍然拥有收费更高的子弟学校，甚至在这个小城市有着一所外国语学校，他们的一切显得如此与众不同。在一个原先以农业为主的城市，一个国有大型企业的庞然大物出现于此，他们必须学会和他共处。至少对于酒泉的一般收入阶层来说，这并不容易。

         张振军的媳妇从里屋走出来，嘴里抱怨着上涨的物价，像他这样月收入一千多的家庭，是对物价最敏感的群体。

        张振军的妻子毕业于兰州铁道学院，学的是电器自动化专业。1996年毕业回到酒泉后，进了当时效益还不错的印刷厂，很快，国有企业改革，她又去了酒泉玉米淀粉厂，一个在当时的酒泉算是很大的项目。作为即将施展自己才华的地方，她甚至参与了整个土建工程，挑土筑墙。当昂贵的进口设备运抵之时，资金跟不上，厂子倒闭了。后来，她开始卖保险，再后来，到了当地的社区工作，虽然社区已经成了政府属下的正科级单位，但聘用的员工依然只有一个月550元的收入。和油田人比起来，她原来也是国有企业的员工，但命运却如此不同。

       这是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家庭，丈夫张振军喜欢阅读，他的父亲是当地很有名气的一名科研人员，妹妹张帆则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爱画画的人。她看起来非常热爱这座城市，翻出了一本关于酒泉历史的书，里面是她和她的丈夫一起完成的插图，许多用心描绘的人物，最后得到了1000元的报酬。张帆说，她不在乎钱。

        对于她来说，喜欢画画，并真诚地画画，在酒泉这个城市是有点尴尬的。她说，年轻的时候喜欢往外走，去画外面的世界，而现在，她如此想画自己的城市。高楼的兴起，随着玉门人的到来，这已经是一座完全不同的城市，但是张振军说，他仍然很少去南边的新城，他好奇那些人的生活状态，一个城市的两种人。

       即使是玉门油田生活基地的人，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十年前还一样的两个人，只是因为历次的机构改革，留在管理局内部与否，现在的生活就相差如此之大。人们无法区分他们的能力，那么是什么改变了一切？运气？关系？

        在整个生活基地里面，境遇最好的是石油管理局的员工，其次才是那些回归社会的三产员工、退休工人和早在十年前就被买断的工人们。小丽对这点区别感受颇深，她的丈夫原来是油田子弟学校的教师，后来学校改革，归了地方，收入一下子缩减了一半。她抱怨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原先以为新劳动法能改变目前的境遇，但到目前为止，她还是一个没有上过任何社会保险、没有归属感的保险业务员。

        这是6月26日的夜晚，4个酒泉人坐在我的身边。他们来自老城和新城，还有那些我见到的人：农民、修鞋的老头，以及在这个城市街道上不断闪过的脸庞。他们分属于这个城市不同的阶层，他们抱怨油田人抬高了这个城市的物价，抱怨社会分配的不公。在这个城市，你可以看到的是物理上的老城和新城，但在人们内心的化学反应中，这是一个多面之城，因为玉门油田的搬迁冲击，显出了更为复杂的颜色。

金羊网 文/陆南